23岁的周剑的经历无疑是一个传奇，2001年他第一次高考上了武汉大学，但随后由于痴迷网络多次旷课而被退学。他复读1个多月后，又考回了武大，但随后“屡教不改”再次被退学。回家几个月后，他又参加高考，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。在华中科大读到大三时他由于学分不够又被退学。接着他第四次参加高考，今年9月份考回了华中科技大学。这种独特的经历，在中国的大学生里恐怕找不出第二人。（11月2日《广州日报》）

这样一个极其典型的案例，引起了多方热议。教育专家称，周剑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，是一个转型失败的典型。网友的陈辞更是坚硬而愤激，比如，“这不是学生的悲哀，是学校的悲哀，教育的悲哀，社会的悲哀”。”又是应试教育又是教育悲哀，矛头直指教育体制，对于这样的指责我颇不以为然。

体制不是筐，岂能啥都装？诚然，中国的教育体制当然值得诟病，有的地方甚至到了亟须动大手术的时候了。但是，“恺撒的归恺撒，上帝的归上帝”，不能任何事情都拿教育体制说事。大学生乱倒剩菜，归结为教育体制的失败；毕业生卖糖葫芦了，也要反思教育体制。甚至学生考试作弊现象严重，也有人愤愤不平指责教育体制的不完善。这真让人哑然失笑。难不成教育体制成了罪恶的渊薮、不公的源泉、放飞撒旦的潘多拉盒子？

以周剑为例，“四进三退”，罪魁祸首难道就是应试教育？其本人和其家庭能辞其咎？第一次退学，周剑“当时甚至想到过死”，回到家里后，等待他的是“父母好好教训了他一通”。面对孩子的人生挫折，周剑的父母是否尽职尽责了？还有，被女朋友“飞”了，周剑“心里挺难受的，就更加疯狂地上网”。一碰到不爽的事就沉迷网络，这与应试教育何干？连周剑本人也承认“不能怪学校，是我不适应那个环境”。既然如此，那些论者何必良苦用心地“拉郎配”，苦大仇深地挞伐教育体制呢？

与其纠缠于教育体制不放，不如扪心自问：难道都是教育体制惹的祸？我们的家长能否心安理得地给出肯定答案？

11月2日的一条新闻就颇让人悲哀———“父女住猪圈进行长跑训练欲2016年圆奥运梦”。不到8岁的小女孩张慧敏，从4岁起，其父就给她“魔鬼”式的训练。目标只有一个：2016年，奥运会金牌。当我看到小慧敏那孱弱如柴的身材、落落寡欢的面容，就忍不住脊梁发冷。有的家长无休止地让孩子背圆周率，正背不够还要倒背，为的就是吉尼斯纪录。有的家长声竭力嘶地咆哮，恩威并施让孩子学钢琴……孩子被扭曲了，结果未能如家长所愿，这是不是教育体制的错？鲁迅当年撰文《我们怎样做父亲》，这些“疯狂”的家长该如何回答？是的，我们的教育体制不是一尘不染，它的上面甚至积累了层层污垢，但是千万不能一出现问题，就下意识地、就想当然地归咎为教育体制。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遮蔽了问题的真正原因。就如周剑退学一事，我们老是指责教育体制，周剑和其父母毫无过错可言，结果只能让周剑在“进”“退”的延续中心安理得、不以为意。因此，教育体制需要反思，高校也需要反思，周剑和其父母尤其需要检视自身。